裴毅然:再说“四•一二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拙文《重庆谈判真相》在《议报》发表后,我在“博讯•党史真相”专栏上又说了一遍,网友「拍砖」——国共关系得从“四•一二”说起,意思似指国民党首先破坏国共关系,先开杀戒,这才引起中共撇出单干,才有后面的国共之争。

 

由于大陆只有中共一种声音,长期只听到中共的单声道,偏听则暗,这位网友估计不清楚“四•一二”成因。其实,只要想一想,中共为什么只强调自己的“无辜”,只说自己“被杀”,不说国民党“为什么”分共?惹引“四•一二”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党,中共一直回避这一关键要害。

 

赤俄撮合

 

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英美为师,崇尚民主自由政制;共产党则以赤俄为师,以废灭私有制为目标,崇尚阶级专政。1922年8月,孙中山决定接受赤俄“带着主义的酒杯”,用民生主义包含共产主义解释国共存在一致性,同时〈孙越宣言〉(孙中山与赤俄副外长孙越)明确指出共产制度不适中国,共产党仅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,服从国民党的领导。1923年5月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(即用军火支持开办黄埔军校)。

 

[ 杨奎松:〈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〉,原载《历史研究》1996年第3期。

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,页100、21。

1923年,赤俄发行金卢布,相当旧俄10金卢布;1922年发行的17500卢布、1923年发行的175卢布。1930年,1金卢布可兑2.76哈尔滨大洋,2.15哈尔滨币兑1国币,1金卢布合1.28国币。参见《吴宓日记》第五册(1930~1933),三联书店(北京)1998年版,页95、123。]

 

国共合作,两党均沸反盈天。共产党有张申府退党,国民党差点开除二十多年党龄的冯自由。1924年国民党“一大”前,一直在海外搞钱的建设部长、广东省长邓泽如,1923年11月29日领衔上书,历陈“容共”危险——借国民党之躯壳,注入共产党之灵魂。孙中山抛出狠话:“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,自己去加入共产党。”

 

[ 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,页52。]

 

异声不断

 

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执委40次会议,张继(1905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中宣部长)、謝持(1907年加入同盟会)共同提出「弹劾共产党」议案。8月19日,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該议案,与会中执委、监委20人,1/5中共党员,主流意见:“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,以俄为挚友则可,以俄为宗主则不可。”

 

[ 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,页50。]

 

一届二中全会后,两党摩擦不断,上海、广州经常发生互殴。广东的国民党县长、厂长、公安局长频频拘捕的中共罢工者、阻禁罢工、压制以“第二政府”自居的工会、农会。中共高层要求将“阶级斗争”引入国共合作,希望公开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。

 

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。冯自由在北京成立“国民党同志俱乐部”,不承认失云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央的权威;8月20日主张“容共”的廖仲愷遇刺,国民党领导层破裂,胡汉民、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;11月23日孙中山灵前的西山会议(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),与广州分庭抗礼,要求“分共”,但仍称中共为“友党”。1926年的“三•二0”(中山舰事件),5月15~22日,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、谭延闿等九人提出的〈整理党务决议案〉。

 

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为城乡绅士、知识分子,断难接受“消灭私有制”、“阶级斗争”。他们在合作中看清共产党另搞一套,并不尊重国民党领导、不信仰三民主义。差点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戴季陶(原无政府主义者),一直支持“容共”,此时也转变态度,指责中共“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,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,手上作的国民革命。”

 

[ 戴季陶: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〉(1925-7),参见《戴季陶主义研究资料选编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,页35~43。戴季陶: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》(1925--7-23),载时希圣编:《戴季陶言行录》,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,页201~204。]

 

北大学生王昆仑,1922年加入国民党,支持联共,此时也主张“分共”,喊出“打倒共产党”。

 

[ 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,页87。]

 

四•一二

 

“四•一二”并非蒋介石一人之举,而是国民党主导力量的集体行动。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。28日,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委员会议,吴稚晖提出“护党救国”。4月2日,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,检举“共产党谋叛证据”,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企图夺取政权,并谴责赤俄顾问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。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发言赞同,会议订立“清党原则”,组织“清党委员会”。当时在沪著名国民党人还有:蒋梦麟、邵元冲、黄郛、马叙伦,他们均反对中共鼓动暴烈工运农运、收回租界。

 

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内有史称“商山四皓”的蔡元培、吴稚暉、张静江、李石曾。1949年后,中共为什么一直“感冒”蔡元培,包括文革后不同意北大立蔡像(只同意立李大釗像),底牌在这儿呢!

 

惹引“四•一二”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及上海总工会独自成立临时政府,组织总罢工,要求北伐军收回上海租界。“四•一二”当天,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;13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,司令白崇禧下令开枪,宝山路司令部前伤亡百余人。15日蒋介石发布〈清党布告〉,通缉“中共首要”197人(包括不少国民党左派,如徐谦、詹大悲、邓演达。顾孟余)。

 

[ 〈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〉(1927-3-28),载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》,页428。转引自 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页170、173~175。]

 

从根本上,国共因打倒北洋军阀而结盟,因如何建立政权、确定政纲而分裂,还是革命路向有根本性分歧。

 

暴烈农运工运•赤俄因素

 

中共折腾的两湖农运,阶级斗争、夺产地富,虐杀北伐军官家属(从祖父到孩子)及房地财产,甚至没收北伐军士兵寄回的薪饷。

 

[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、军事委员会上的发言,载《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》,人民出版社(北京)1988年,页689。]

 

两湖农运有毛泽东的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〉为实录。鲍罗廷明确提示:发动农民,非用痞子、流氓做先锋不可。

 

[ 《大公报》(长沙)1927-2-22,版7。转引自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页158。]

 

不过,这篇收入《毛选》的老毛早年大作,经再三删改,隐去许多血腥暴力细节。

 

城市工运也弄得厂商纷纷倒闭,影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。如常德工会罢工要求:1、最低工資20元;2、每年15个月工资;3、八小时工作时间;4、为职工提供食宿;5、每年休假一月,春节放假半月,元旦放假三天,一切革命节日放假并保留工資;6、职工婚丧预支半年薪水,无理由辞退得发给三年退职金。

 

[ A•B 巴库林:《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》,郑厚安等译,页65~66。 参见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页197。]

 

如此高标准,当今国企外企均无力提供的“福利”。汉阳机器工会甚至将一厂主绑置工厂空地,将另一厂主关进厕所,同时监禁两家厂主家眷(连同婴儿),禁绝饮食,甚至不许哺乳。

 

[ 〈汉阳机器工联合会致蒋总司令、张谭二主席函〉(1927-2-4),台北党史馆藏档,汉11349。参见杨奎松:《国民党的「联共」「反共」》,页198。]

 

1926年春,国民党准备北伐。6月,在鲍罗廷指使下,中共中央通过反对北伐的重大决议,在广州散发“北伐必败”的传单。7月1日国民政府颁令北伐,9日誓师,11日攻克长沙;8月22日攻克岳阳,9月7日占领汉阳、汉口,包围武昌;10月10日攻克武昌。

 

1927年7月13日,莫斯科密令共产国际代表团长罗易(M•N•Roy), 指导中共奋起反击,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。罗易将电报副本给了汪精卫。毛泽东骂鲁易是“蠢猪”。鲁易、维泾斯基(吴廷康)旋消失于武汉(被召回)。

 

[ 张国焘:《我的回忆》第二册,东方出版社(北京)1998年,页250~251。]

 

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常委第20次会议上公布这份密电:“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,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。”孙科:“我们容纳共产党,真是太信过他们了!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。”会议通过“限共”决议,即宁汉合流。

 

[ 刘继增:《武汉国民政府史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,页512~513。]

 

12月14日,国民政府与赤俄断交,既然赤俄支持中共武装叛乱。

 

武汉政府灵魂人物邓演达(1895~1931),持守中间路线,反对国共分裂,赞成两党合作,但不同意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极端举措,因此国共两边都不认可他。1927年6月15日前后,邓演达突撂挑子,与苏俄顾问铁罗尼秘密赴俄。

 

[ 《包惠僧回忆录》,人民出版社(北京)1983年,页345~346。]

 

邓演达的出走,被认为是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通的标志。

 

从历史结果评“四•一二”

 

以中共夺国后的祸国数据,孰轻孰重,相信就是「毛粉」、「共粉」心里也很清楚。

 

四•一二所谓“鲜血染红了黄埔江”,前后大约杀了400余人。当然,用杀人解决不同政见,不合现代人文尺度,不能给予正面评价,更不能鼓励。但历史很残酷,数据很直观。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一部血腥史,只能通过比较进行鉴别,只能通过权衡决定聚会。温文尔雅的非暴力革命,在1927年属于失去历史可能的“美好想象”。

 

1949年中共得天下后:土改杀了至少数十万地富、鎮反杀了百万“反革命”(大多国民党员)、大饥荒饿死至少四千万、文革再整死两千万、六四屠城,共产党还有什么资格指说国民党的“四•一二”?!就算“鲜血染红了黄埔江”,共产党则是鲜血“染红了全中国”!两害相权取其轻,更何况国民党宗旨正确(在台湾完成“宪政”),“四•一二”至少阻止中共赤化中国的企图,阻滞赤潮祸华的时间。

 

从政治道德上,四•一二所杀中共党员,都是武装暴动分子,就是用中共今天的标准,也是“杀无赦”。邓小平、李鹏的“六四逻辑”——学生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(且不说六四学生还没达到这一“阶级觉悟”),62年后的共产党能杀非暴力抗议的学生,1927年的国民党就杀不得拿枪在手的共产党么?

 

“闹红”点滴

 

1927年4月,中共第一块赤区——广东海陆丰,一开张仅十几天,海丰县就杀了1686名豪绅、反革命;海丰、陆丰两县万余人外逃汕头、香港。

 

[ 《东江革命根据地史》,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,页58。]

 

海陆丰苏区颁布“七杀令”,所有富人均不能免。稍后的湘赣赤区“16岁以上30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”。

 

[ 钟贻谋编:《海陆丰农民运动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,页102。]

 

中央苏区的兴国县,红色上将陈奇涵(1897~1981):

 

在冬至祭祖的时候不分亲疏,群众认为可恨的土豪劣绅,拖出祠堂门口就杀了。

 

〈赣南工农暴动歌〉:

 

农村大革命,打土豪斩劣绅,一个不留情。

 

[ 陈奇涵:〈赣南党的历史〉,载《回忆中央苏区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,页8~9。]

 

湘鄂赣苏区——

 

乱捉乱杀,造成群众及党内恐怖现象,以肃反代替了党内的思想斗争,使同志不敢说话,甚至开除一个同志,恐其反动就把他杀了。

 

[ 〈苏区中央局致湘鄂赣省委的信〉(1932-1-20),载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》,人民出版社1986年,辑二,页10。]

 

补缀信息——

 

1938年国民党的孙科、邵力子各预定十部《鲁迅全集》(20卷,100元/套)

 

[ 胡愈之:《我的回忆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,第47~48页。]

 

相比中共只读马恩列斯(文革只读毛),器局大得多吧?

 

前清、北洋、国府时代,均可自由办报创刊,号称准备全人类的中共,一上来就禁止民营媒体,都七十年了,还不开禁,连前清慈禧的气度都没有,自己都“解放”不了,拿什么去“解放”全国?至于“解放全人类”,今日怕是连提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 

 

6/8/2018 Princeton

 

 

 

***议报首发,转载请注明出处***

5